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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24年6月8日，荣宏君正在着手整理新发现的张伯驹史料《消夏闲笔》一文，该文刊登于1944年8月2日西安《正报》第四版《豳风》栏目，署名“碧”，这是张伯驹的一个化名。在查阅这一期《正报》版面时，荣宏君偶然的发现了报纸版面最左侧有以魏碑体书写的三个字“过江梦”，荣宏君一眼便识别出这三个字是张伯驹亲笔所写。“我从事书画创作与书画鉴定工作，经年累月的眼力淬炼，让我对书体有着天然的敏感。正因如此，才得以在看到《过江梦》这三字瞬间，捕捉到其背后的字体特征与气韵流向，认定应该和张伯驹有关。 正是这个题字，引起了我对小说内容的关心，可以说这也是我判定该小说为张伯驹佚作的重要证据之一。”

　　张伯驹是位书法大家，晚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“鸟羽体”书法。他早年学习王羲之，四十年代其书法风格日臻成熟，以魏碑为骨，行草为韵，形成了“碑底帖面”的个人风貌。为何此时张伯驹改写魏碑呢，荣宏君分析认为，这与时局有关。“当时日寇入侵，山河破碎，张伯驹事业受损，且在上海遭汪伪特务绑架。时局动荡激起他心中无限愤恨。”作为文人，张伯驹毅然改变书风，抛弃王羲之的流美温婉，专攻雄强朴拙的魏碑，透出其“富贵不淫、贫贱不移”的文人风骨。

　　在与张伯驹先生弟子冯统一、张伯驹外孙女楼朋竹协同初步判定《过江梦》系张伯驹手笔后，荣宏君先是去国家图书馆下载《正报》全部图片，以求补全小说，然后始料未及的是这段追索之旅异常曲折。“我在国家图书馆找到《过江梦》第10期至56期的连载，但前九期始终没有下落，小说的开篇、人物的缘起始终成谜。”国家图书馆馆藏的《正报》资料图片来源是上海图书馆，而上图则是1988年自陕西图书馆拷贝而来，陕图工作人员告知馆藏报纸已全部数字化上传，这意味着若数据库中未见史料，实体馆藏大概率亦不存在。荣宏君不愿意放弃，奔赴陕图古籍文献库搜索，意外发现一册未拷贝上传的《正报》，其副刊《豳风》第一至第九期，完整刊登了《过江梦》的前九回。“当泛黄的报纸上出现完整的第一回‘阅世人伤时谈兴废，过江客重利轻别离’时，我瞬间泪目。”

　　要走进《过江梦》，先要了解张伯驹人生中一段不寻常的经历。1941年，张伯驹到上海开会期间遭遇汪伪特工绑架，对方向其夫人潘素索要300万，否则撕票。实际上张家并没有多少现钱，大部分的钱都变成了那些珍贵的字画，张伯驹视这些字画如命，宁死也不同意家里人变卖字画。如此僵持了近八个月，最终绑匪妥协，张家花了40万把张伯驹救出，取道南京、河南来到西安。史料中明确记载，《过江梦》构思创作于1941年张伯驹在上海被汪伪绑架、拘禁的八个多月中，修订发表于1944年的西安，这一特殊历史境遇，在文本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

　　在研读文本时，荣宏君感受到了张伯驹创作心境的变化。一是身陷囹圄时的家国之痛与生死之思，小说第十回“卢沟桥肇釁成浩劫”，正是他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，既有自身遭遇的愤懑，更有对国家危亡的痛心，字里行间满是“国破家亡”的沉重与悲愤。二是避祸西安时的文化坚守。获释后，张伯驹举家迁往西安避祸，远离故土、漂泊异乡，小说中大量描写对北平故园、收藏珍宝的思念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，尽显其“虽颠沛流离，不改文化初心”的文人风骨。

　　在确定《过江梦》出版后，荣宏君制定了“文献还原、学术校注、文化解读”三位一体的编校思路，确保文本的准确性与学术价值。“首先是文献还原，以《正报》连载的原始文献为底本，结合我在各地图书馆搜集的所有版本，完整还原张伯驹的原著文本，确保文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。其次，对小说中的历史事件、人物典故、诗词出处、文化术语进行全面校注，让读者读懂文本背后的历史与文化，为学界研究提供可靠的文献基础。接着，撰写了长篇研究文章《乱世文心》，系统梳理《过江梦》的创作背景、作者考证、文学价值、文化意义，帮助读者全面理解这部作品的价值，搭建起大众与经典之间的桥梁。最后，采用现代标点，划分章节，整理目录，同时保留《正报》的原始连载版式等原始元素，既符合现代阅读习惯，又保留文献的历史原貌，实现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平衡。”

　　《过江梦》的重现于世对张伯驹研究来说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，此前学界对张伯驹的研究，多集中于收藏鉴赏、诗词戏曲、书画艺术领域，《过江梦》的面世，补全了张伯驹研究的最后一块拼图，并开辟了张伯驹文学创作研究、人生心境研究、民国文人小说与文化史研究三个全新研究方向，对于普通读者而言，这本小说也非常值得一读，它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情有义的文化大家，“让读者读懂张伯驹的家国情怀，读懂张伯驹的文人风骨，读懂张伯驹的文化修养，走进张伯驹的内心世界，看到他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，让这位文化大师真正‘活’在读者心中。”